剖析印度青年梦想与现实冲突的影片《归途受阻》
据风尚格调网综合报道，具体情况如下。
单敏敏、范家菀报道，电影《归途受阻》讲述了比哈尔邦两名青年舒埃布和钱丹，他们离开家乡，全力备考全国警察考试，渴望凭借这份平稳的工作改变命运。《归途受阻》（Homebound，印地语名होमबाउंड）讲述了来自印度比哈尔邦小村庄的两个男孩——穆斯林青年舒埃布（Shoaib）和低种姓达利特青年钱丹（Chandan）的故事。
从小玩到大的他们离开村子来到城市，拼命备考全国警察考试，希望凭借这份被视为平稳和尊严象征的政府工作改变命运。影片由尼拉杰·加雍（Neeraj Ghaywan）执导，2025年在戛纳电影节首映并获关注，后在墨尔本印度电影节上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两项大奖，并在日内瓦电影节、苏黎世电影节等多个国际影展上获奖，成功进入前15部奥斯卡国际影片短名单。
影片在印度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展开。随着疫情暴发、工厂停摆、社会排斥、阶级宗教偏见不断积累，他们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梦想的实现反而让友谊承受巨大的压力。一、警察作为一种出路 在《归途受阻》中，警察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一种谋生路径。舒埃布和钱丹准备警察考试的时候，影片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宏大的动机。他们反复提到的是工资、平稳，以及“家里可以好过一点”。
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穿上警服之后能够抹去他们信仰和种姓的劣势”，这样就没有人能够羞辱他们了。随着赶考的人流涌入镜头，两位青年人的表达并不显得功利，反而显得克制。比起谈论理想和抱负，农村青年更多谈的是能不能撑住下一次风险。影片中老旧的蓝皮火车拉着满满一车考生向前开。没有配乐，也没有蒙太奇。考试并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目的，而是一段漫长而单调的等待。
而等待本身，已经是舒埃布和钱丹生活的重要内容。警察考试被反复强调的因素在于它在当地被视为一种可靠的确定性。在印度农村，确定性本身就是稀缺资源。农业收入不稳，外出打工随时可能被辞退，疾病、婚丧、自然灾害都可能让一个家庭迅速返贫。正如钱丹的母亲所言，“我的双腿是我唯一继承的遗产”，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警察工作的重要性是能够抵御这些不确定性。
影片没有直接解释这一点，而是凭借一些细节让它自然呈现。钱丹凭借考试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家里终于可以盖个像样的房子了”。在此，房子在这里不仅代表着资产，而是一种可见的安全感。好的砖墙、水泥、屋顶，意味着不再随时被拆迁、不再被房东驱赶，也意味着家里有了可以抵押、可以借贷的基础。舒埃布在同一时间落榜。还记得出分前他曾去警局询问考试成果，得到的答复却是，“每年250万考生争那么几个名额，现实一点，还是去阿联酋工作吧”。
他只是沉默。接下来出现的是父亲的疼痛的膝盖、医院的账单、手术的费用。舒埃布还来不及沉浸在考试失败的痛苦中，就要面对更加严峻的现实问题。这种解决方式相当克制，却准确地还原了印度农村家庭面对失败时的反应。失败并不需求被消化，它只需求被迅速替换。舒埃布的父亲希望他去阿联酋。这个建议并不突兀。实际上，海湾国家的劳务输出早已跻身比哈尔邦、北方邦家庭的常见选择。
在海湾国家，低技能岗位的月薪通常在1600–2400迪拉姆（约3.8–5.5万卢比）这个区间，这类收入对于印度北方邦、比哈尔邦等农村家庭而言远高于本地打工收入。外出意味着风险，但至少能换来现金流。然而舒埃布还是拒绝了，他不忍心在父亲生病时离开他独自漂泊在异国他乡。最后，他决定留在城市，去卖家电。影片没有把这一选择写成牺牲，也没有写成退而求其次。
它只是让这个选择发生。正是在这种不带评价的叙事中，观众能够慢慢意识到，这些年轻人并不是在“选择人生”，而是在不断回应已经出现的问题。二、被“延期”的生活 钱丹凭借考试之后，并没有立即进入警察系统。他收到的通知很简单：招募无限期延期。在印度的公务员招募体系中，这类延期并不罕见。警察招募通常涉及多个环节，涵盖财政拨款、编制核定、体检政审、岗位分配，任何一环出现调整，都会导致整体流程停滞。
更重要的是，这些环节分属不同部门，责任并不集中。延期并不等同于否决，也不需求单一机构承担明确后果。“无限期”因此跻身一种常见表述。它在印度行政价值上具有高度安全性，既保留了接着加快的可能，又避免了承诺具体时间节点。在制度内部，这种解决方式被视为稳妥，它为部门之间的协调留出了空间，也为财政和程序的不确定性提供了缓冲。但这种缓冲并不对所有人等量生效。
对钱丹而言，考试成果已经重塑了他的生活安排。他不再被视为普通劳动力，而是一个“即将入职”的人。在家庭内部，这一身份变化意味着分工调整。在个人层面，它意味着暂缓其他选择。延期并不会取消资格，却冻结了行动空间。就在这段时间里，钱丹的母亲因为种姓被学校辞退。这使得家里的资金来源又少了一块。故事进行到这里时，已经充分展现了舒埃布和钱丹因为宗教信仰和种姓出身所遭遇的憋屈经历。
对于舒埃布这个穆斯林来说，入职一个如此普通的小公司也需求提供“良民证”，公司团建观看印巴板球比赛时永远被戏弄为“会做正宗拉合尔美食、暗中支持巴基斯坦的‘印奸’”。而对于钱丹·库马尔这个听名字就知道是低种姓的男孩来说，去警局询问考试成果也要被人羞辱为“获取保障的老鼠”。在印度，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被纳入宪法保障体系，主要凭借公务员和高等教育中的预留名额等制度性安排，试图弥补其长期处于不利地位所造成的结构性劣势。
在这里，种姓并不是凭借公开冲突出现的，它只是作为一种背景条件，在行政调整时被重新启用。谁先被裁掉，谁被觉得“不符合要求”，往往并不需求公开说明。种姓在这种时刻，以最安静、也最奏效的方式发挥作用。阿西姆·普拉卡什（Aseem Prakash）研究达利特进入城市市场时所指出的那样，种姓并不总是凭借排斥运作，而是凭借一种“不利的包容”发挥作用——个体被允许进入制度和市场，但只能停留在对其不利、随时可被调整的位置上（Dalit Capital: State, Markets and Civil Society in Urban India, 2015, pp. 103-104.）。
钱丹在家中向家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他抱怨自己的全力总是被现实击败。尽管他期望妹妹能理解他的困境，但妹妹却带着愤怒回应，指出家中只有他还有选择的机会，而她则必须在学校照顾孩子，承担家务。她的生活路径早已固定，而钱丹至少还被允许失败、等待、重新安排。最终，钱丹决定不再等待，而是替代父亲去苏拉特打工以尽快填补家庭的空缺。当钱丹背着行李穿过工厂一排排破旧宿舍房时，影片展示了工人们的日常：等工、宿舍、拥挤、日结工资。
在这一部分结束时，两个曾经共同备考警察的年轻人，已经走在不同的路上。在影片中，警察是一个反复被提及、却始终没有真正出现的职位。舒埃布和钱丹全力靠近它，但它始终停留在文件、通知和他人口中。苏拉特的生活被拍得很简单。宿舍里的人不多说话，晚上各自躺下。白天等工，晚上结算。没有人讨论日后，也没有人抱怨制度。影片在这里没有制造对立。
工厂只是一个中转地。舒埃布在城市的经历显得更体面一些。他穿着衬衫，上班，销售产物。他知道如何说服客户，也知道如何和领导说话。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他一天买了八台净水机，成了公司的销冠。但“良民证”和“印奸”的指控让他看清楚了，不管他如何出色，高中学历和穆斯林身份都让他在职场中只能作为一个事实价值上的下等人存在。再一次情绪爆发后，舒埃布愤然辞职。
后来，他也去了苏拉特。两个年轻人再次住在同一间宿舍里。生活重新变得一致。起床、吃饭、上工、回屋、打牌。他们不再讨论考试，也不再提警察。那个目的被暂时放在一边，像一件尚未确认是否需求取回的行李。三、疫情作为悲剧的催化剂 2019年的疫情来得很快。工厂停工，宿舍被封。街上着手出现持棍警察。在此，他们梦想跻身的警察形象才出现在荧幕前，他们成了极少数还能在城市移动的人。
封锁期间，没有明确的补偿安排。工资中断，食物匮乏。母亲寄来的腌菜很快吃完。电话那头的声音着手变得简短，舒埃布只听见父亲说吃不起500卢比的止痛药，而他在这个时候却连钱也寄不回去。集市关闭，外出务工的人回不来，能动用的资源很快见底。比哈尔邦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变得清楚起来。作为印度最贫困的邦之一，比邦人均收入在各邦里常年靠后，2023—24年人均收入仅约为7万卢比，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低均值背后更掩盖了村庄内部的分层——仅少数家庭拥有土地、牲口或平稳汇款来源，能够在封锁中勉强维持。更多家庭依赖外出务工和零散现金流，一旦城市停摆，收入立刻归零。这些家庭并非最贫困者，却最容易被冲击。他们的生活已经脱离了自给农业，却尚未进入平稳工资体系。平日靠工厂、工地、城市服务业周转，一旦行政措施切断流动，返乡就成了唯一选择。
回村后的土地又不足以吸纳新增劳动力，村庄也无法提供新的现金来源。于是，“等不到复工”不只是城市的问题，而是直接回落到家庭层面，变成吃饭、医药和债务的现实压力。疫情并没有制造贫困，它只是让原本被流动掩盖的不平稳，一次性显现出来。车什么时候回乡，没有确切消息。关于返乡的传言不断变化。有人说政府会安排，有人说要自己想办法。最终，车出现得很突然。
人着手聚集，没有秩序。没有人检查身份，也没有人询问目的地。所有人只想上车。车厢里挤满了务工者。空气浑浊，戴着布做的口罩，没有人保持“安全社交距离”。钱丹在途中着手发烧。随后他和舒埃布都被司机赶下车，扔在了荒郊野岭。刚着手舒埃布还搀扶着他四处求救，后来变成了背着，然后眼看着钱丹躺他的背上。再后来，他不再醒来。在影片的最后，舒埃布最后去上了大学。
他还是会来到河边发呆，然而钱丹的陪伴永远离他而去。《归途受阻》中的一个意象值得注意。两位主人公每次面对人生转折时，镜头中都会出现鸽子三两只，不论是钱丹养的家鸽，还是最后停留在舒埃布身边的白鸽。鸽子仿佛预示他们的命运轨迹，与生俱来自由飞翔的欲望，也深知自己终要归家。不论是自身选择的局限，还是社会突发事件的冲击，归家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遥远和艰难的。
影片所揭示的更大图景是，在印度，制度承诺与现实兑现之间存在的系统性落差。而这种落差被平稳地转嫁给最底层、最缺乏回旋空间的人。警察考试、公务员岗位、保障类别，看似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向上通道，但这些通道高度狭窄、流程冗长、责任分散，一旦被拖延或中断，个人既无法退出，也无力加快，只能在等待中消耗时间、家庭资源、身体健康。而当这一通道被悬置时，个人并不会收获缓冲期，只会被迫在等待中消耗时间、积蓄、家庭资源。
所谓机会，在这里是一种需求承担高昂风险的赌注。钱丹的死亡也并不需求象征价值。它只是说明，在一个低兑现、低责任的制度环境中，印度普通人的失败往往并非来自错误选择，而是来自被制度长期占用却从未被补偿的时间。电影因此并不指向某个道德失败，而是冷静地呈现了印度国家的治理状态——制度可以无限期推迟，却无需承担后果。而普通人的人生，却没有延期选项。
本期审核：单敏敏 范家菀 *前往公众号后台发送“编译”，即可查看往期编译合集 我们欢迎读者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和建议，但请确保您的言论友好且尊重他人，任何带有侮辱性的言论都将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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